BOB集团今天故事的主角阿锋，自从2012年大学毕业偶然闯进催收行业到今天，“催收”这个词足足陪伴了他近十个春秋。

　　从帮温州典当行老板要债，到帮消费金融公司催款；从戴着墨镜、叼着华子的“勇士”，到天天说抱歉，终于累倒在工位上的“打工人”

　　阿锋用近10年时间经历了民间借贷的风起云涌和互联网金融的潮涨潮落，但是，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那一幕幕世态炎凉的人生。

　　2012年6月，阿锋从华东地区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慕名来到了浙江温州。“因为老家离浙江近，很多人在浙江发财了。”阿锋觉得那里充满了机会，遍地是黄金。

　　他很快就被一则“典当担保公司招文员”的广告吸引了，穿着白衬衫、牛仔裤、帆布鞋的他满怀期待跑到这家公司，第一次见到当时的老板：抽着中华，满身的LV 、古驰，以及他叫不出名字的公文包和手表。

　　本来感觉蛮唬人的，心里还有一丝丝犹豫。但在老板给他开出3000块钱一月工资并且包吃包住的条件后，他瞬间被打动了。

　　“那是2012年啊，我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，能有这么高薪的工作。”阿锋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，依然兴奋不已，他说，换到今天，他依然会选择留在那里。

　　在这个公司工作很轻松。所谓文员，就是帮老板打印合同，以及端茶倒水。公司气氛融洽，每天老板吃什么，员工就吃什么。公司里其他同事从来不喊老板为“老板”，而是叫“大哥”，或者“老大哥”。

　　“比如借款1000万元，关系好点的就到手850万元，一般就到手700万元，中间没有利息 ，约定好借半年，半年后就还1000万。”阿锋感慨，这可能就是前些年民间“砍头息”的玩法。

　　公司里每天人来人往，非富即贵，全是开着宝马、路虎、奔驰、保时捷的人，有鞋厂老板、眼镜厂的老板，也有开酒店的老板。

　　这些老板，大部分会把自己的几辆车或房产证抵押在此，钥匙和证件放在公司保险柜，再借走几百万元或者几千万元。

　　据资料显示，温州民间借贷大概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时在民间刮起一股借贷之风，其借贷利率往往高于传统金融机构，但当时的小微企业主大多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到钱。人们借钱开工厂、做生意，很多是靠民间借贷起家。

　　2012年3月，国务院在温州设立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，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，从解决温州民间资本多与投资难及中小企业多与融资难的问题入手，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。

　　在公司做了2个月平淡无奇的文员后，老板提出让他出去跑跑业务，将阿锋工资由月薪3000元提到了5000元，还提到一点“车库里面的30多辆车随便开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作为大专毕业生，阿锋在这个公司已经是最高文凭，其他很多同事只有初中文凭，但在这一行，阿锋是最没经验的一个。

　　阿锋跑业务要债的时候从来不走“暴力”的套路。他只是和几个同事，开着车，带着被褥，要么去借款人公司住上几天，要么在借款人买菜、接孩子上下学的时候，在旁边齐整整对着借款人微笑一下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　　一些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的老板，在三天到五天后，就会乖乖打钱，而他们团队则能得到回款10%作为这场卖力演出的回报。

　　阿锋至今记得第一次和两个同事出去要债，是去找一个眼镜厂的老板，有个800万元的借款合同到期迟迟不还钱。

　　阿锋他们没有放弃，开始调查眼镜厂老板开的车，暗中几位同事开着车交叉跟踪着这个不还钱的老板，并带着相机。

　　这个老板去哪里吃饭、洗澡全部掌握得一清二楚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发现这个老板的婚外情。这成了他们催债的重要把柄。

　　跟踪了两天后，阿锋和几个同事假装到这个老板和情人下榻的地方敲门送快递， 再把这几天拍到的照片给他看“他和他的在车上搂抱啊、吃饭啊、还搂着去五马街逛街、去银泰买东西等等，我们都拍下来了。”阿锋说，他有把握这个老板会还钱。

　　阿锋原本身材瘦弱，有一次去催债还被借款人泼了一盆开水，差点没躲过去，后来，为了好好干催收，阿锋又去学习了散打。

　　2012年底，温州民间借贷乱象随着金融改革走向尾声，地产崩溃、企业倒闭、公司老板跑路等事件不断发酵。

　　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背后，是温州民间金融体系分崩离析，逃债者越来越多，地下民间借贷公司开始清盘。

　　当时上市公司的老板不在公司，阿锋和同事买了被子和食物直接住到这家公司，一来二去竟然和这个老板的秘书混熟了，阿锋的一位同事还和这位秘书谈起了恋爱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他们从秘书口中得知这家公司确实已经濒临倒闭，老板到了已经让员工众筹出资拯救公司的地步。

　　阿锋的老板似乎特别神通广大，总能调查到这些老板的行踪。在这个公司打了一个星期地铺后，阿锋的领导打电线点，这个上市集团的老板会下飞机。

　　结局就是，阿锋一眼认出了这位老板，在还没有出机场的时候，就走到其身边问好，并把借款合同复印件递给了他。

　　老板承诺当时月底还钱，但是没有行动，阿锋几个同事又开始频繁出现在这个老板的行踪所在地，对他“微微一笑”。

　　在2013年的春节，阿锋和几个同事一起坐上了去乌干达的飞机，前往国外继续“要债”，帮老板从不想投资的企业那里要回投资款。

　　非洲的催收经历开始让他进一步体会到“纸醉金迷”：用美金计算的月薪，包吃包住的生活，公司还给配了保镖、保姆和司机。

　　深谙人性的本领在海外宽容的环境下更加迅速地增长，没多久阿锋和同事就帮助老板催回了第一笔投资款。存款数字在非洲的催收生涯里开始飞涨，突然优渥的工作让他迷失方向。

　　“太快得到的钱，总是让人心跳加快，走向迷途，还好年轻可以有重来的机会。”阿锋回忆，那之后每天更加浑浑噩噩。

　　他依旧选择回到浙江，想继续在这里开启第二人生。带着离开非洲时老板给的几万美金，想自己做生意，自己当老板，但却接连失败。

　　大哥上任“受气专业岗”2016年3月，阿锋进了上海一家车贷公司，月薪从8000元涨到10000元。

　　他的日常工作是根据GPS定位，半夜和同事悄悄拖车。这种枯燥无味的拖车生活，阿锋只维持了3个月。

　　只是用一些规劝的方式，阿锋作为一个老催收人的业绩不负所望，很快月薪又从18000元涨到了25000元。

　　催收，本就是一个摸清人性过程的职业，如果你十分了解借款人的心理状态，你就能说到他的软肋处，最后他就会还钱。

　　2018年，国内P2P公司接二连三暴雷，一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严监管正在袭来，“141号文”下发以后的现金贷市场也逐渐走向合规。

　　“不允许骂人的词汇出现，客户骂人，也不能反骂客户。甲方要求的禁词不能碰，不能向第三方透漏客户个人信息，不能删客户微信、短信、电话录音等。”阿锋直言，这个时候的催收已经从一个高危高薪职业变成了一个“受气专业岗”。

　　手下带着10个人左右的团队，每天不需要再做打电话这种枯燥繁琐的工作。他只需要给组员制定每天的拨打策略，分析组内接的案子批次回退率、回款率等，带领小组达标还款，完成公司制订的还款要求、回退要求，以及处理组内组员的客户投诉问题，巡场观察每位组员的话术，要求拨打习惯不好的组员及时更改，防止违规等。

　　经过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他从组长升职为主管，月薪涨到15000元，管理三个小组，日常安排组长任务，监督组长业绩，和经理汇报线上线下工作进度，分析项目进度，甚至对接甲方，解决组内组长和组员解决不了的事务等。

　　决心说再见在这个公司工作了近3年时间，就在上个月，由于手下组员遭遇客户重大投诉，阿锋作为领导受到了严厉批评。

　　“比如甲方本月委案1个亿要求回款1%，你就必须要完成指标。”完成甲方的指标越多，在甲方的几家委外催收公司中排名更靠前，才能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资源。阿锋作为小领导，要安慰组员，还要鼓励大家继续努力bob。

　　阿锋举例，“如果这个月没有达标，甲方下个月原本应该给你3000笔借款，就只分给你1000笔，那所有人的薪资都要打折扣，可能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不够。”

　　当年的催收是“大哥”，如今的催收要面对借款人、监管、反催收的层层“问候”，再也不是一个安逸、赚快钱的职业。

　　今天，阿锋的同事大多数是大专和本科毕业生，个别高中毕业的求职者要来工作，也必须征信良好。他们拿着一个月4000元-5000元的薪资，在武汉的写字楼里轻声细语的提醒借款人有一笔借款到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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